一个被地方法院定罪、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案件,最后等来的不是有罪核准,而是一纸无罪。

最高法反转:虚开判决到无罪

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个叫张某强的普通人。

这个案子不复杂,但讲了一个中国刑法领域争论了二十年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这个道理,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司法人员没搞明白。

一、一个“借用别人名义开发票”的老板

张某强是做生意的。

具体做什么,判决书没有详细说。但从案件披露的信息来看,他的经营模式是这样的:他以其他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那家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自己负责实际供货。

用通俗的话说,他“挂靠”在别人公司名下做生意。

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营经济中,这种操作其实很常见。没有资质的小企业主,借用有资质企业的名义接工程、签合同、开发票——在江浙、广东、福建的中小企业圈子里,这不叫“虚开”,叫“变通”。

但税务局不这么看。

从增值税征管角度,“谁开票、谁交货”必须一致。你以A公司名义签合同、A公司开票,但货是你张某强自己发的——这就是典型的“票货分离”。按照当时税务机关的执法口径,这就触犯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这个罪名有多重?

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

张某强被起诉了。一审法院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成立——但法官在量刑时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在法定刑以下判刑,然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个程序的学名叫“特殊减轻处罚”,适用条件是“案件具有特殊情况的”。翻译成大白话:法官觉得判重了不合理,但法律条文在那儿摆着,他没权力直接判无罪,只能把皮球踢给最高法。

换句话说,一审法院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人可能不该被定罪。

挂靠开票中的票、货、款三条线

二、最高法的反转

这个案子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没有按常规程序核准减轻处罚。而是做了一个当时让很多法律人意外的决定:

宣告无罪。

理由概括起来两句话:

被告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把这段话拆开,最高法其实是在说三件事:

第一,你没有骗税的目的。 你是真的在卖货,只是借用别人的壳。票是真的,货是真的,交易是真的——唯一“假”的,只是开票主体和供货主体不是同一个人。

第二,国家税款没有损失。 被挂靠的公司开了票,就申报缴纳了增值税。张某强的客户拿票去抵扣,抵扣的是已经缴过的税款。整个链条走下来,国库没有少一分钱。

第三,这种情况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刑法要惩罚的是破坏税收征管秩序、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不是形式上不合规但实质上无害的经营行为。

最高法还特意在这段话里加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直接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原话:“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个发布时间也值得注意:民营企业座谈会开完33天,最高法就发布了这批典型案例。张某强案排在第一。

这不是巧合。这是最高审判机关有意识地在回应中央政策。

三、二十年一场仗:行为犯 vs 目的犯

但张某强案的意义远不止“保护民营企业”这么简单。

它实际上为刑法学上一个争论了二十年的问题,给出了权威答案。

这个问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到底需不需要“骗税的目的”?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是这么写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注意——法条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目的”。 既没有说“以骗取税款为目的”,也没有说“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分歧。

一派认为,这是一个行为犯。只要你实施了虚开行为,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结果怎样,犯罪就成立了。法条没说目的,你就不能自作主张加条件。

另一派认为,这是一个目的犯。刑法把这一条放在“危害税收征管罪”这一节里,立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税收。如果你主观上根本没想骗税,客观上也没造成税款流失,那你侵犯的就不是立法者想保护的那个法益。至于发票管理秩序上的不合规,行政处罚就够了,犯不着用无期徒刑。

这个争论不是书斋里的茶杯风波。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是自由还是坐牢。

行为犯与目的犯的二十年争议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里第一次记录了这种分歧。那次会议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未造成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

但座谈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没有强制约束力。

所以在此后十几年里,各地的司法实践继续分裂:

同样的“挂靠开票”——在河北被判了十年,在江苏可能不起诉。同样的“对开环开虚增业绩”——有的法院认定虚开犯罪成立,有的法院认为不构成犯罪。

这不是法治,这是凭运气。

张某强案的判决,等于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站到了“目的犯说”一边。

而且,最高法不只是在一个具体案件里适用了这个立场。它把这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典型案例虽不像指导性案例那样对下级法院有“应当参照”的硬性约束,但它是最高审判机关以公开发布方式传递裁判立场的正式渠道,对全国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直接的指引作用。

从此以后,全国的法官在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时,事实上都绕不开一个在法条里没有明文写出来的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骗税目的。

四、从法官“造法”到成文法条

张某强案之后,事情还在继续演进。

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全国政协的一件提案答复中,正式以最高院名义确认了立场。这份答复的核心观点是: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通过虚开该类发票进行抵扣从而骗取税款的目的,就符合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要求其非法目的得以实现。”

这个表述听起来学术,但其实是在说一件很具体的事:有没有骗税目的,是罪与非罪的分水岭;至于骗没骗到,那是既遂和未遂的问题。

同年,吉林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关于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清单》,其中第九条直接写道:

如民营企业及经营者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客观上也未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不得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省的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发文——这说明在地方实务层面,已经等不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了,先用地方性文件把规则固定下来。

然后是2024年3月20日。

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司法解释第十条在列举了五种虚开情形之后,加了一段话:

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至此,张某强案确立的裁判规则,终于从典型案例变成了成文法律规范。

从案例规则到成文规范的时间线

从2018年到2024年,整整六年。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用案例推出来的规则,最终被写进了司法解释。这在中国的法律演进史上,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标本。

五、张某强案之后: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变了的是什么?

变了的是入罪门槛。 不再是“只要发票流不一致就是犯罪”。现在你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骗税目的,客观上造成了税款损失(或有这种危险)。

变了的是辩护空间。 在张某强案之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护主要集中在数额之争——“税额没那么多”“损失没那么大”。张某强案之后,多了一条根本性的出罪路径:主观目的抗辩。越来越多的律师在辩护词里引用张某强案(人民法院案例库编号2024-05-1-146-001),主张被告人不具有骗税目的。

2025年,江西新余市中院审理的宋某军案中,辩护人就直接引用了张某强案和王某某案的裁判要旨,主张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24年,河南南阳中院在一件民事合同纠纷案件中也援引了张某强案的裁判规则——这个典型案例的影响,已经溢出到了民事审判领域。

没变的是什么?

没变的是风险本身。 张某强获判无罪,不等于“随便挂靠开票都没事”。

关键区别在哪里?

张某强有真实交易。货是真的,只是开票主体和供货主体不统一。这和“没有真实交易、纯粹为了卖发票赚钱”的虚开行为,是两回事。

来看两个对比案例:

2021年天津三中院的刘润潮案((2021)津03刑终127号)——被告人明知盈富通公司与中储南仓公司之间无真实货物交易,仍从中牵线搭桥,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08份,税额6661万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025年河南高院的赵某案——申诉人声称存在“挂靠关系”,但法院查明“该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其工商登记地址没有正常办公设施及经营活动”,所谓挂靠关系根本不存在。申诉被驳回。

这就是分界线:有真实交易,可以辩;没有真实交易,辩不了。

而且,即便你有真实交易,2024年司法解释第十条列出的几种情形依然是犯罪:

  • 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的税款超额虚开
  • 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通过虚构交易主体开具
  • 非法篡改发票电子信息

不是所有虚开都能免罪。 记住这句话。

六、给企业主的三条底线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我给企业主们总结了一条准则:

“票货一致是铁律,挂靠开票看真伪。有交易可辩,无交易必死。”

企业主关于虚开风险的三条底线

具体来说,有三个操作层面的建议:

第一,绝不碰“无真实交易”的发票。 不管对方说什么,不要接受或开具你没有实际物流、资金流支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底线,没有任何辩解空间。

第二,挂靠经营要留痕。 如果你是以他人名义经营,务必保留能够证明挂靠关系的书面材料——挂靠协议、物流单据、资金往来凭证、缴纳管理费的记录。这些是将来证明“主观上没有骗税目的”的关键证据。

第三,别把“虚增业绩”当小事。 2024年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虽然说了“为虚增业绩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未造成税款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但后面紧跟着一句:“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虚开发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这些关联罪名还在等着你。

尾声

回到张某强。

我们至今不知道张某强后来怎么样了。他的生意还在做吗?那场刑事追诉给他和他的家人留下了什么?判决书里没有这些。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成了中国刑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最高人民法院以他的案子为支点,撬动了一个二十年未决的争议,推动了一条司法解释的出台,改变了千千万万企业主的命运。

一个普通人的案子,改变了一部法律的解释。

这可能就是法治的本来面目——不是庙堂之上的宏论,而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用他们的遭遇,一点一点地划定那条关于自由和惩罚的边界。


作者:邱煜完 律师

专业领域:刑事辩护 × 税务合规 × 民商与用工合规

引用说明:本文案例事实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4日发布的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二批);法条依据来源于《刑法》(2023修正)第205条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3月20日施行);后续案例来源于元典数据库公开裁判文书。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分析,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


声明

本文仅作一般性法律知识分享,不构成针对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案件事实、证据和程序阶段不同,结论可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