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李建伟教授2026年6月30日“周三有约”讲座《解读〈建工解释二〉之一: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的核心内容整理。


一、为什么从“合同当事人”切入

建设工程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类型的显著特征,在于当事人关系的高度复杂性。

一项大型建设工程——无论是超高层建筑还是长距离高速公路——绝非简单的“发包人—总承包人”二元结构。即便是一级或特级资质的承包商,也难以在所有分项工程上同时做到技术最优和成本可控。因此,除发包人和总承包人之外,分包人是几乎必然存在的角色。而在我国建筑市场实践中,还可能出现转包人、再转包人,甚至四层、五层以上的流转链条。

这种多层嵌套的结构会产生一个直接后果:假设总承包合同金额为二十亿元,经过层层转包,最终实际施工方可能仅以八亿元的代价完成全部工程。在此预算约束下,工程质量风险被系统性放大。这正是国家对建设工程领域实施最严格监管的制度背景。

法律所容忍的正常结构是三层关系:发包人→总承包人→合法分包人。但实践中,远超三层的违法链条长期存在。在此类违法形态中,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部分工程虽存在合同违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但最终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是合格的。此时,法律需要在否定违法行为与保护合格工程的建设者之间寻求平衡——“一码是一码:违法归违法,工程质量合格归合格。“这也是《建工解释二》前七条的核心命题。


二、内部关系:三层次合同链

第一层:发包人与总承包人

这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逻辑起点。

发包人(建设单位/业主单位)的法律身份在实践中相当复杂。商业开发项目中,它通常是项目公司;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中——公路、绿道、管网等——发包人名义上是城投公司、交投集团或其下属平台企业,但实际出资和决策往往来自地方政府。

这里存在一个重大的实务风险:城投体系内层层设立的项目公司作为发包人,可能并无实质资产。工程完工后,若遇到“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形,承包人起诉项目公司面临执行困难,而穿透追索至城投集团甚至政府部门的路径在法律上障碍重重。

实务启示:承接政府关联工程前,应对发包人主体进行必要的资信审查。若发包人自身缺乏实质资产,应考虑要求其母公司或有关联资产的关联企业提供担保。

第二层:总承包人与分包人

总承包人在发包合同中处于承包方地位,在分包合同中则转为发包方。我国法律允许合法分包,但明确禁止以下五种行为:

  1. 转包(将全部工程转交第三人)
  2. 再分包(分包单位将其承包工程再次分包)
  3. 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4. 肢解发包(将应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工程拆分发包)
  5. 肢解分包(以分包名义行转包之实)

在合法分包框架下,合同相对性清晰明确:发包人与总承包人之间、总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各有合同关系,但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

第三层:总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主体

“实际施工人”是司法实践中长期沿用的概念,但《建工解释二》已明确不再使用这一称谓,转而以“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等精准表述分别指代。

实际施工主体即最终完成施工任务的人。他可能是小型建筑企业,也可能是组织一定数量工人的包工头。这类主体通常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合法承包条件,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施工质量低劣——实践中,部分无资质主体完成的工程质量反而优于某些有资质但管理不善的企业。

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工程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实际施工主体的工程款请求权应如何实现?

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主张权利的路径是逐层递进:最终施工方向其直接前手主张,该前手再向其上一级前手主张,以此类推直至总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但如果整个链条均未获付款,而根源在于发包人未向总承包人履行付款义务——无论是因为资金链断裂、项目烂尾,还是政府平台项目在立项之初即缺乏充分的资金安排——后面的施工主体能否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民法典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基本恪守合同相对性,但在特定情形下存在有限度的突破。这一“口子”开多大、以何种方式开,正是《建工解释二》前七条要解决的核心制度设计问题。


三、代位权:不突破相对性的替代路径

如果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最终施工方无法直接诉发包人,替代路径何在?

答案是债权人的代位权(民法典第535条)。

假设层层流转的链条为a(发包人)→b(总承包人)→c→d→e(最终施工方)。e向d主张款项未果,原因在于d未从c处收到款项;而d未收到款项,又源于c未从b处收到;根子在b未从a处获得付款,且b怠于向a主张权利。在这一链条中,每个环节的债权人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均可代位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

代位权制度本身就是对债的相对性的法定突破。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只要工程质量合格,即便合同无效,已完成工程的折价补偿债权本身仍然合法有效。任何一个层次的债权人,只要满足民法典第535条的要件,均可越过前手向前前手(而非直接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建工解释二》第七条正是对此的明确确认。


四、外部关系:各方当事人与各自相对人

除内部层层递进的施工合同关系外,每一层主体还涉及各自的外部交易:

  • 发包人:还需签订勘察合同、设计合同、监理合同
  • 总承包人:需采购钢材、水泥、混凝土等建筑材料,涉及大量买卖合同
  • 实际施工主体:亦需采购辅助材料、租赁设备

这些外部关系之所以应纳入建设工程法律研究的视野,是因为它们同样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勘察报告不准确、设计方案有缺陷、建筑材料以次充好——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失都可能造成质量隐患。

监理人值得特别关注。监理单位受发包人委托,依据建筑法第35条对施工过程实施专业监督。但在实践中,监理人可能成为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主体利益输送的对象,一旦监理人与承包人串通损害发包人利益,实质上构成了受托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利益,应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资质挂靠:六种基本形态

资质挂靠(借用资质)是建筑市场长期存在的现象。李建伟教授将我国的挂靠实践归纳为六种基本形态:

类型 具体形式 特征
无资质挂靠 不具备任何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他人资质 最典型的挂靠形式
低资质挂靠高资质 三级借用一级,二级借用特级 为满足项目的资质门槛
资质互借 A在甲领域为一级、乙领域为三级,B相反,互相出借 优势互补、各取所需
跨区域挂靠 外地企业借本地企业名义进入地方市场 规避地方市场壁垒
内部承包型 企业内部人员或机构以企业名义独立承包,企业仅收取固定管理费 兼具劳动关系外观与挂靠实质
联营型 签订联营或合伙协议,一方挂名、另一方实际施工 名为合作经营,实为资质借用

在内部承包型挂靠中,挂靠人与被挂靠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双重关系——既有劳动或人事关系(表面),又有独立核算的契约关系(实质)——这种复合关系使得法律定性更加复杂。

挂靠关系对合同相对性的冲击在于:发包人a将工程发包给b,实际施工的是挂靠在b名下的c。若a不知情,则名义合同当事人与实际施工人不一致;若a知情甚至主动安排,则涉及间接代理制度的适用。区分这两种情形,是《建工解释二》第四条的核心任务。


六、前七条逐条精解

第一条:“应招未招”合同的效力补正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订立时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当事人未经招标订立合同,起诉时该工程项目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未招标而认定合同无效。

制度背景:我国建设工程分为法定强制招标项目和自由招标项目两类。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属于必须招标范围的项目,未经招投标程序直接签订施工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属无效。

本条突破:在坚守强制招标制度底线的同时,允许因政策调整而产生的“事后补正”——合同订立时属于必招项目,但起诉时因国家政策调整(如发改委缩减必须招标项目范围)该工程项目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未招标为由否定合同效力。

本条体现了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取向: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维持合同效力,不轻易宣告合同无效。这一取向同样体现在其他领域——例如,施工许可证等前置审批文件在诉讼期间补办完成的,通常也不再据此否定合同效力。


第二条:两类架空招投标行为的效力否定

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投标人以意向书、会议纪要或者补充协议等形式就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并且该投标人中标,或者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又通过招标投标程序与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关于禁止串通投标、禁止先行就实质性内容谈判的规定认定中标合同无效。

本条针对两种以形式合法性掩盖实质违法性的行为:

行为一:未招先定。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与投标人已就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核心条款通过意向书、会议纪要或补充协议等方式达成一致,随后的招投标程序仅为形式上的确认。该行为实质上构成变相串通投标——程序外观与实质合意之间发生了根本性背离。

行为二:先订后招。发包人与承包人已协商订立施工合同,此后又补走招投标程序并另行签订中标合同。此种操作产生的“黑白合同”问题——先订合同(黑合同)与中标合同(白合同)就实质性内容不一致——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

两种行为均构成对招标投标法强制性规定的实质违反,中标合同无效。


第三条:挂靠协议的三层递进规制

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借资质、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参照其与建筑施工企业就支付工程款项的约定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条包含三层递进的法律后果:

第一层:挂靠协议无效。我国实行严格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制度,资质不得随意出借。若允许资质自由流转,则整个资质监管制度将被架空,故违反此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第二层:资质借用费/管理费一律不予支持。此处的关键在于,出借资质方不仅不能依据无效合同的约定主张费用,也不能转而通过不当得利制度寻求救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要求一方受损、一方受益,且受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出借资质本身并不使出借方遭受实质性损失——资质未被消耗、未发生折旧——受损要件不成立,不当得利无从主张。

第三层:工程质量合格者的折价补偿请求权。c借用b的资质完成施工且工程质量合格,c可参照与b之间关于工程款支付的约定,请求b支付折价补偿款。此规则体现了对完成合格工程的施工主体的合理保护——在否定违法挂靠行为的同时,不否定其应得的劳动对价。


第四条:发包人责任的“知情分水岭”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资质借用情形,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质借用情形……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责任。

本条的理论基础是民法典第925条间接代理制度。李建伟教授指出,理解第四条的关键在于将三个主体与民法典第925条的三方角色精确对应:

民法典第925条角色 建工场景对应主体
委托人 借用资质方(实际施工主体c)
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约) 出借资质企业b
第三人 发包人a

由此导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裁判路径:

  • 发包人善意(订立合同时不知且不应知挂靠):合同严格约束a与b,c不能直接向a主张折价补偿——善意发包人的信赖利益和合同外观应受保护。
  • 发包人恶意(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挂靠):合同直接约束a与c——不能允许恶意发包人躲在合同相对性背后与出借企业相互推诿。此时人民法院应追加b为第三人,综合审理后判决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主体c承担相应责任。

在实践中,发包人知情的情形并不少见:相当比例的挂靠项目的实际施工方,本就是发包人直接或间接指定或安排的,只因该施工方不具备相应资质,才引入有资质企业“顶名”签约。


第五条:表见代理——下游交易相对人的保护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租赁设备等,相对人请求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解决了c与上游发包人a的关系,第五条则处理c与下游材料供应商、设备出租方的关系。

c以b公司名义与第三人进行建材采购或设备租赁交易,第三人能否请求b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关键在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民法典第172条):

  • 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善意信赖c有代理权的外观,且无过失):b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 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c无代理权,或未审查代理权外观):属于无权代理,b公司追认才产生效力

对于建筑材料供应商和设备出租方而言,他们通常无从知晓b与c之间的内部挂靠关系,善意向交易外观的合理信赖应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合同相对性的回归——实际施工人直接诉权的终结

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参照转包或者分包合同请求承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是《建工解释二》最受关注、影响最深远的变化。

旧规则(《建工解释一》第43条):实际施工人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发包人在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工程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此即建工诉讼实务中的关键条款。

新规则(《建工解释二》第6条):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形下,接受方只能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不得直接诉请与其无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承担责任。

这一变化反映了最高法院对合同相对性突破问题的重新审视。经过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检验,尤其是最高法院民一庭专业法官会议和相关典型案例的裁判指引,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更为限缩的立场——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应严格限定,不应无限制地向发包人扩展。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性,正在回归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第七条:代位权——法定框架内的替代救济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为由,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6条关闭直接诉权,第7条则提供了法定框架内的替代路径——代位权诉讼。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不同配置:此前直接诉权模式下,实际施工人仅需证明施工事实及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代位权诉讼中,原告还需证明“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且“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举证负担显著加重。

以a→b→c三层关系为例,c不能直接起诉a(第6条),但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对a提起代位权诉讼(第7条):(1)c对b的债权合法且到期;(2)b怠于向a行使到期债权;(3)b的怠于行使影响了c的债权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代位权并非自动成立的权利——其是否成立需逐案判断是否严格符合民法典第535条的各项要件。理论框架上的路径通畅,并不意味着个案中的当然胜诉。


七、前七条的内在逻辑

李建伟教授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学习方法论值得重视:理解法律条文,功夫在条文之外。在逐条研读之前,应首先建立对该领域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和标的基本框架的认知,然后再进入具体规则的理解——唯有如此,规则才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嵌入制度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

前七条作为一个制度板块,核心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建设工程合同中复杂多元的当事人关系,应如何配置各自的权利义务。

条文 解决的当事人关系问题 核心法理基础
第1条 应招未招的合同效力可否因政策变化而补正 合同效力维持原则
第2条 未招先定与先订后招的合同效力 招投标程序的强制性规范
第3条 出借方与借用方之间的内部关系 三层递进:无效→费用不支持→折价补偿
第4条 借用资质方与发包人的关系 民法典第925条间接代理
第5条 借用资质方与下游交易相对人的关系 民法典第172条表见代理
第6条 转包/违法分包中各方与发包人的关系 民法典第465条合同相对性
第7条 代位权作为替代救济路径 民法典第535条债权人代位权

八、结语

《建工解释二》前七条的核心精神,在于对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关系的体系化重构:

  • 对挂靠行为:坚决否定协议效力、堵塞管理费寻租空间,但同时保护工程质量合格者的折价补偿请求权(第3条);
  • 对发包人:善意的受合同相对性保护,恶意的不能利用合同外观推卸责任(第4条);
  • 对下游交易相对人:善意的在表见代理框架下获得保护(第5条);
  • 对实际施工主体: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殊通道关闭(第6条),回归法定代位权的法治轨道(第7条)。

整体而言,前七条呈现出“回归合同相对性原则、细化当事人关系分层”的清晰脉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权利救济,正在从过去基于特定政策考量的“特殊保护”,走向以民法典体系为依托的“规则之治”。

声明

本文仅作一般性法律知识分享,不构成针对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案件事实、证据和程序阶段不同,结论可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