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家达、孙梦玥、邱煜完、廖倩(网数委白皮书系列)

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2026年初OpenClaw“养龙虾”风靡世界。时间来到2026年中,AI攻破千禧年难题并在前沿数学上进行“轰炸”。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以间隔极短的迭代进行爆炸更新,Scaling Law的上限似乎远未到来。智能体、具身智能、世界模型、Vibe Coding、量化交易、自动驾驶、医疗影像识别等等,人类开始展望AI看似无限的应用场景。崭新的AI事务迎头撞向了有限的法律工具。裁判者被要求在有限的法律规范中对案件作出裁判。而一个个案例中,规则也在逐渐被确立和明晰。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以下简称“《人工智能意见》”)。我们进行了解读,详见:坐看云起时:最高法《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规则解读与诉讼案件全盘点(一)。

《人工智能意见》的24条规则,是从这些过往既有裁判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分类、整理和归纳了这些案件。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本篇)、第三篇主要讨论的案例内容框架如下:

1. 侵害著作权

2. 侵害人格权

3.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4. 侵害名誉权

5. 不正当竞争

6. AI“幻觉”对使用者的影响

一、AI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

1. AI生成文章

关于AIGC的可版权性,虽然《人工智能意见》做了留白,但实践中已经多有相关案例。我们从“文字作品”开始讨论。“影视娱乐司法数据分析报告”案((2018)京0491民初239号、(2019)京73民终2030号)中,原告为某律师事务所(“F律所”),从某法律数据库中筛选裁判文书,经分析形成文章《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被告某公司(“B公司”)未经授权发表上述文章。法院区分了单纯数据库导出的内容和最后形成的文章,法院认为F律所编写的文章与自动导出的数据报告文字内容及表达完全不同,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但是单纯使用软件基于数据库自动生成的图片、分析报告,并非软件研发者、软件用户思想、情感的独创性表达,不属于“作品”。“影视娱乐司法数据分析报告”为纯AI生成内容物的可版权性划定了边界。

而在“股市午评”案中,法院面对了一个筛选、设置条件后自动生成内容的问题,对可版权性作出肯定回应。“股市午评”案((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中,S公司使用购买的写作软件生成/创作了一篇股市午评文章《午评:沪指小幅上涨0.11%报2671.93点通信运营、石油开采等板块领涨》。后被告Y网站上出现了标题和内容与前述股市午评完全一致的文章。S公司基于著作权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侵权行为起诉Y公司。法院主要观察了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并认为,S公司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定、模板和语料风格的取舍上的安排与选择上投入智力活动,软件自动运营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生成文章的表现形式体现了S公司的个性化选择与安排。涉案文章具有“独创性”,属于文字作品,著作权归属S公司,Y公司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

上述两个案件中,“影视娱乐公司数据分析报告”案确立了AI使用者创作为作品构成要件的门槛,但将纯AI自动生成物挡在门外;“股市午评”案则在这一门槛内,承认了人类在AI辅助生成前筛选的智力投入在特定情形可以满足“独创性”要求,从而使生成内容获得作品地位。

2. AI生成图片

AI生成图片被认定为具备独创性智力投入的案例

AIGC图片的可版权性领域案件相对多,规则也较为明确。“春风送温柔”案((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中,原告使用S软件,通过不断调整、输入提示词的方式生成涉案图片,以“春风送来了温柔”为名发布于某网络平台。被告在另一网络平台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该图片。庭审中,原告展示了其使用了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提示词,且分多步骤输入,进行了通过提示词输出图片的过程“再现”。法院认为,作品应具备“智力成果”要件、“独创性”要件。设计图片中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选定哪个图片符合预期,体现了原告“智力投入”。原告对于画面元素通过提示词进行了设计,对于画面布局构图等通过参数进行了设置,体现原告的选择与安排;原告通过参数不断修正,体现了其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因此具有“独创性”。涉案图片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S软件人工智能模型的设计者在其许可证中表示“不主张对输出内容的权利”故著作权归属原告,被告侵害原告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三维古风”案((2024)鄂0192知民初968号)中,法院认为,在原告设置调整关键词、参数、风格光影效果并挑选图片最终获得图片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预见”,创作过程反映了原告的构思、创作技法、审美选择,体现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属于“作品”应予以保护。被告未经许可,使用被诉图片作为配图并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用于网络售课推广,侵害了原告就被诉图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马年创意”案((2026)渝0103民初14359号)中案外人张某通过AI辅助绘制数张图片,并授予原告使用著作权,被告在其网络店铺中使用前述图片。法院认为原告举示的作品创作提示词内容可以证明案涉作品的创作者张某在创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审美选择和创作投入,在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案涉图片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伴心”案((2024)苏0581民初6697号)中,原告通过M软件输入提示词进行图片生成,后通过修改提示词对图片中爱心气球的大小、造型等进行调整,并使用PS软件进行编辑,最后制作了一幅图片,图片中水面上半颗爱心与倒影合二为一形成完整爱心,背景为酷似东方明珠的建筑。2023年2月原告将该《伴心》图发布在某网络平台上,并从国家版权局获得了作品登记。被告为一家气膜公司,2023年9月,被告在某网络平台发笔记,笔记内容包括爱心气球效果图,水面浮有半个爱心,上半部分爱心有艺术体书写的“爱在某地”等内容。原告认为被告侵害其作品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认为,《伴心》体现了原告的独特选择与安排,具有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部分案例中法院更关注AIGC图片的双方各自主张的创作、发表时间。如“入冬四件套”案((2025)吉0193民初5266号),法院根据无在先公开出现的图片,从图片的呈现看是完整的、且有审美情趣,认为AIGC图片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可爱小昆虫”案中,尽管被告获得了版权登记证书,但被告对外发表的时间为2024年6月,原告创作的时间为2024年4月,虽然原告使用人工智能手段生成,但原告进行了修改体现了智力投入。法院判决原告享有著作权,被告注销作品登记证书并进行损害赔偿。

综合上述案例,目前司法实践中,AI生成图片若满足以下核心条件,通常会被认定为具备独创性、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使用者具备主导性且具体的智力投入

使用者不能仅输入简单的、抽象的提示词后“一键生成”。须对生成过程具有实质性智力投入,比如:

设计复杂提示词:对画面主体、环境、风格、构图、光影等要素进行详尽且个性化的描述。

参数调整与迭代:不断修改、增减提示词,调整各项生成参数,并通过反复生成、筛选,直至获得满意结果,体现“选择和安排”。

事后修改与编辑:在AI生成初稿后,使用者通过Photoshop等传统软件进行修改、编辑,融入了自己的创作。

成果体现独创性

最终生成的图片应体现出使用者独特的审美选择、判断和个性表达,而不仅仅是算法技术的机械输出。

具备可证明的创作过程

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向法庭展示其创作过程以证明上述独创性智力投入的存在。

简而言之,AIGC图片若要获得著作权保护,AI应被证明是“创作工具”而非“创作主体”,人类创作者需要在从构思到生成的全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并留下充分的智力投入痕迹。

(2)AI 生成图片被认定为不具备独创性智力投入的案例

AIGC的可版权性案件中举证责任通常被分配至原告。如果原告无法举证自身智力投入的过程,将不对生成内容享有著作权。“蝴蝶椅子”案((2024)苏0582民初9015号、(2025)苏05民终4840号)中,原告丰某使用AI绘图软件设计蝴蝶造型椅子图片,发布于某网络平台,并公布了提示词。被告朱某参考丰某公开的提示词,使用同类AI工具生成了新的椅子设计图,并交由被告某公司生产、销售蝴蝶椅子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侵害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第一,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生成涉案三张具体图片的原始过程记录,难以认定原告对涉案图片的具体表达(如布局、构图、线条、色彩等要素)作出了个性化的审美选择和实质性贡献,涉案蝴蝶椅子图片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第二,本案提示词属于对思想、概念的描述,并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具体表达。第三,被告的产品、宣传图因适应工业生产进行了重新设计,经比对存在显著视觉差异,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不构成侵权。另外,原告未能证明其已将涉案图片投入商业使用并建立起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优势,故被告的行为亦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原告上诉又撤回。

“猫咪晶钻吊坠”案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了类似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法院认为“用户就人工智能生成物主张权利时,有义务说明其创作的思路、输入指令的内容、对生成内容选择和修改的过程,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涉案图片的AI创作记录,无法证明图片独创性,涉案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蛇形玩偶”案((2025)苏10民终2904号、(2025)苏1081民初3207号)中,原告在AI软件中输入“卡通蛇”、“毛绒质感”等词语多次刷新后获得卡通蛇造型玩偶的平面图片,随后进行打样制作,并为该设计办理了著作权登记手续。法院认为原告输入的关键词属于抽象思想范畴,单纯刷新、选择图片行为不能认定为独创性智力投入;原告主张的PS修改、实物打样等环节未提交证据,故认为不构成有独创性的作品。

“端午包粽子”案中法院认为在被告举证案涉图片存在较高AI生成可能性的情况下,原告需要继续对图片的创作过程、人的参与程度、个性化选择和最终表达形成进行举证,在原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另外,简单的一轮提示词,或者对图片的多次随机生成+筛选通常不被认为享有著作权。“母子撑伞”案中,原告方在某AI应用程序输入“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方式生成图片。法院认为该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原告仅在AI中输入简单的场景描述,未进行手动修改或参数调整,生成结果具有高度随机性,且不在原告思想的直接控制范围内,原告未付出与传统美术创作相当的智力劳动。

“除夕之夜”案((2025)浙0192民初17573号)中,原告方使用文生图功能,使用描述词“精美插画报,唯美高清,辞旧迎新,家家大门贴对联儿,挂灯有的登梯子上,院子里还有棵大树也挂满了小彩灯,院里,院外都扫的干干净净,欢天喜地迎新年,这时家人大包小包购物回来了”。法院认为,案涉提示词仅提供主题概念,并未直接、具体地设计或创作出图片中可识别的、具有独创性的视觉元素,如物品的具体形态、色彩搭配、空间布局、光影效果等构成图片实质性表达的细节。此外,原告方也未提交证据展现其他生成创作过程。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类似的,“春节灯笼”案中用于生成图片的提示词为“中国、国风、节日、灯笼”“庆祝、春节”,法院认为不存在个性化修改记录,难以体现独创性智力投入,涉案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大雪腌肉”案中,提示词为“二十四节气之大雪标题,这个节气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俗语,每家每户都腌制咸肉”,法院认为原告仅仅提供概念,并未直接、具体地设计或创作出图片中可识别的、具有独创性的视觉元素;原告虽然对输出效果进行了筛选,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恰恰说明使用者对最终结果缺乏控制,难以体现独创性智力投入,涉案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霜降”案((2025)赣0602知民初47号)中,原告通过AI软件一键生成功能生成图片,法院认为原告仅输入了一段描写霜降节气的场景,未进行过手动修改和参数调整,该图片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综合上述案例,目前司法实践中,AI生成图片若存在以下情形或要素,通常会被认定不具备独创性,不构成作品:

缺乏“原始创作过程”证据(原告举证不能)

原告若无法提交证明其智力投入的原始过程记录(如生成过程中的提示词迭代、参数调整、修改痕迹等),凭作品登记证书或事后模拟生成的图片,法院倾向于不支持。在“蝴蝶椅子”案中,原告因无法再现与涉案图片完全相同的生成结果,被认定为举证不能;“猫咪晶钻吊坠”案则明确指出事后模拟复现因缺乏同一性而不被采信。

输入的提示词过于抽象或概括

若使用者输入的仅为概括性的主题或概念(如“春节灯笼”、“大雪腌肉”),而未直接、具体地设计出构成图片实质性表达的视觉元素(如具体形态、色彩搭配、空间布局、光影效果),则该提示词被视为“指令性操作”而非“表达创作”,难构成独创性智力投入。

凭生成的“随机性”而不进行刻意控制,只进行筛选

若使用者仅通过简单的关键词进行“一键生成”或“多次刷新+筛选”,而未通过调整参数、修改提示词等方式进行精细化控制,法院会认为生成结果具有高度随机性,使用者对最终表达的形成缺乏控制力,缺乏智力投入。

④ 未进行“事后修改”或“实质性编排”

若使用者未对AI生成的初稿进行任何手动修改、编辑或重组,而只是接受并使用了AI自动输出的结果,法院会认定其缺乏超越算法预设的、体现个人独创性的贡献。

简言之,AIGC图片若无法通过完整的原始过程记录证明使用者对具体表达的实质性智力投入,且其生成过程体现随机性而非控制性,则该图片将难以获得著作权保护。

3. AI生成视频

AIGC视频的著作权判断标准与图片类似。“四川AI视频”案((2025)川0193民初16756号)中原告使用AI软件生成视频并取得AIGC作品数字备案证书,被告未经许可发布涉案视频用于营销课程。法院认为,涉案视频并非AI一键生成,而是经历了“独立创作脚本、台词、配乐的前端构思,反复调试参数与提示词、多轮生成筛选的生成控制,对AI生成的离散画面进行剪辑、配音配乐整合、节奏编排等后端表达的三个递进式环节”,原告“对案涉视频的叙事节奏、转场逻辑、声画对位等核心表达要素形成了实质性控制和个性化选择”。涉案视频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被告侵害了原告对涉案视频信息网络传播权。

4. AI虚拟数字人

AI技术与动作捕捉、数字建模技术结合,可以创造出AI虚拟数字人,部分案例中法院将AI虚拟数字人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予以保护。

“虚拟数字人Ada”案((2023)浙01民终4722号、(2022)浙0192民初9983号)中,原告的公司员工徐某穿戴语音动作捕捉设备,经建模、智能合成、动作捕捉及其他数字技术手段原告公司制作出了虚拟数字人Ada,原告公司在某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介绍了Ada的商业化使用场景。被告使用原告的视频内容并替换了原告的商标,将其他数字人名称作为视频标题的一部分。法院认为,数字人Ada表现形式借鉴了真人的体格形态,同时又通过虚拟美化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线条、色彩和具体形象设计的独特的美学选择和判断,构成美术作品,使用Ada形象的相关视频构成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原告享有上述作品的财产性权利及录像制作者权、表演者权中的财产性权利。被告侵害了原告的视听作品、美术作品、录像制品及表演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法院认为,被告以引流营销为目的,在视频中替换原告标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白机器人”案((2022)浙0192民初569号)中原告使用开发的机器人程序进行直播,观众可以在直播中与机器人对话、打赏、互动,被告在短视频中使用了二白机器人的形象,并使用了近似的直播界面和直播话术。法院认为,二白机器人形象展现了个性化表达及一定程度的艺术美感,构成美术作品,被告侵害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涉案直播话术,是直播常用语句,未达到独创性要求,不构成作品;直播界面未能体现独特的构思和审美意义,不构成美术作品。另外,本案中被告使用近似的直播话术和直播界面,利用原告劳动成果攫取其竞争优势,并且被告对外销售该直播软件,侵害了原告的市场关注和商业机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虚拟数字人天妤、之初”案中,两原告分别为虚拟数字人的著作权人和运营方,两数字人分别首次发表于某短剧、某微博账号。被告孙某原为联合创作单位的员工,离职后在被告西某公司的CG模型网站上售卖两数字人的头部模型。法院认为数字人的形象具有明显的艺术创作效果,体现了制作团队对线条、色彩和具体形象设计的独特的美学选择和判断,具备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构成美术作品。法院进一步认定,孙某发布的模型,在人物五官、发型、发饰、服装的设计及整体风格与涉案数字人构成实质性相似,侵害了两原告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法院考量提供服务的具体类型、对被诉内容的干预程度、是否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权利作品的知名度、被诉内容的热度等因素认为被告西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构成共同侵权。

现有案例对AIGC可版权性,特别是对图片、视频、文章发展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则。需要特别关注这部分内容的是目前的AIGC的商业化应用端,如AI短剧行业,对于短剧的剧本、剧情、分镜需要进行参照涉及规则规划,否则若无版权,商业收益的基础将被动摇。另外,类似规则我们认为将在未来适用于软件、代码的著作权判定上,相关企业应注意AI编写代码时著作权的归属问题。

二、AI生成内容是否侵害他人权益

(一)AI生成内容是否侵害他人权益:著作权

1. AI生成图片

与AIGC可版权性为镜像的另一个问题是,AIGC内容是否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广州奥特曼”案((2024)粤0192民初113号)中,原告为“奥特曼”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经营的T平台有AI绘画服务功能,该AI绘画服务功能是被告从第三方服务商采购的云服务。在T平台中输入“奥特曼”等提示词,可以生成与“奥特曼”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或增加了新特征的图片。法院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复制权、改编权,但未对是否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评价。法院进一步考察了被告公司认为被告平台缺乏投诉举报机制、欠缺潜在风险提示、欠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标识,故认为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被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对原告进行赔偿。

另一个类似但事实略微不同的案件中,法院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杭州奥特曼”案((2024)浙0192民初1587号、(2024)浙01民终10332号)中,原告为“奥特曼”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经营一个网站,其中有一项AI绘图功能,争议的奥特曼图片由以下几种方式生成:①用户选择创建模型,上传奥特曼相关图片,选择基础模型,调整参数后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生成与奥特曼作品风格相似的LoRA模型,该模型的封面图和示例图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②用户通过输入奥特曼相关提示词,选择基础模型、叠加奥特曼LoRA模型,调整参数后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③用户通过上传奥特曼相关图片、输入奥特曼相关提示词、选择基础模型,调整参数后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法院进行了技术勘察,获取以下事实:①被告图片生成功能调用的是SD模型;②被告平台上Checkpoint基础模型来源为被告自训练、SD社区中的第三方;③LoRA模型训练架构代码来自SD社区中的第三方④被告将SD模型代码、LoRA模型训练架构代码进行改造、封装后,向用户提供服务。源代码采用某云代码仓库服务,并将仓库代码镜像部署至AutoDL云算力服务器。用户在被告网页输入指令后,参数传至云算力服务器调用源代码进行AI生成及训练,传参过程风控采用某云风控服务。“杭州奥特曼”案中法院首先判定被告不存在直接侵权。因在本案中,用于数据训练的奥特曼图片由用户上传,LoRA模型的封面图或示例图亦由用户上传,客观上下达指令决定生成内容的是用户,主观上被告不存在意思联络。但法院进一步判定被告存在帮助侵权。

法院认为,判定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存在“过错”,而“过错”的认定规则,应综合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性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避免损害的替代设计的可行性与成本、可以采取的必要措施及其效果、侵权责任的承担对行业的影响”等因素,具体的标准为“同质行业理性人标准”,即“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可以证明施以同业一般服务提供者注意力难以发现该生成内容可能构成侵权,或者能够证明自身已经采取了符合损害发生时技术水平的必要措施来预防损害,但仍无法防止损害的发生,应认定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具有过错。反之,则应认定其具有过错。”法院考虑了其他因素,并在本案中认为被告可以通过“未明显增加过重成本负担的技术措施控制、过滤相关侵权信息”,进而认定被告有能力采取却怠于采取符合侵权损害发生时技术水平的必要措施来预防侵权,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一种帮助侵权行为。而对于原告基于不正当竞争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二审中法院进一步展开了“不正当竞争”方面的分析并维持了一审。二审法院还指出,平台的用户未经权利人允许使用奥特曼作品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的问题,且用户也不是被告,故在该案中未展开讨论。

“广州奥特曼”案中侵权行为是用户输入奥特曼提示词(平台)生成图片;“杭州奥特曼”案中侵权行为是用户输入奥特曼提示词、上传奥特曼图片、选定(其他用户训练的)奥特曼LoRA模型,进而生成图片。“杭州奥特曼”案中用户的介入程度更深,平台更接近“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内容提供者”。但其实两案都强调了平台的“注意义务”,虽然“广州奥特曼”案中认定平台的直接侵权,但仍涉及平台主观过错的判定(如果平台完成“注意义务”可能免除赔偿的承担)。随后的“上海美杜莎”案则更进一步,判定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

“上海美杜莎”案中,原告为某漫画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H公司为某AI图像生成平台,另一被告李某为该平台的用户。李某使用平台的“训练LoRA”功能,将美杜莎图包作为训练素材投入,生成两款美杜莎LoRA模型。经过平台机审,被告李某将案涉美杜莎LoRA模型发布在自身账号中。其他普通用户使用案涉美杜莎LoRA模型时,通过输入不同提示词,能够生成与美杜莎形象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各种图片。法院认为被告李某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对于平台公司,法院认为,《斗破苍穹》动画的“美杜莎”角色形象仅为特定动漫爱好者知晓,未达到广为人知的程度。被告公司不能仅凭名称或视觉风格即能预见可能存在侵权行为。H公司采取了必要的防范及补救措施:每个模型页面均设有“举报”功能,涉案平台在LoRA模型发布之前,设置了审核机制,对明显违反法律的内容予以屏蔽;H公司在收到通知后及时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法院认为平台公司不承担责任。

“广州奥特曼”案、“杭州奥特曼”案、“上海美杜莎”案主体涉及对AIGC输出端版权侵权的判断,但数份判决说理中还涉及对训练端数据法律处理,后(另)文会提及。

2. AI生成视频

同样的事项发生在AI生成视频作品中。“剧集AI动漫化”案件((2024)京0491民初16323号)中,原告某影视公司系某热播剧集(简称权利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蒋某在被告某公司的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8条经AI动漫化处理的权利作品切条短视频。原告提起诉讼认为两被告侵害其著作权。法院认为,被告蒋某的漫改行为人物动作、场景布局、剧情走向等与原视频完全相同,未形成可识别的独创性表达,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未侵害改编权,但由于构成实质性相似,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被告公司,法院认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帮助侵权。“南京AI换脸”案((2023)苏0192民初2741号、(2023)苏01民终10264号)中,被告是某AI视频换脸小程序的运营方,其将众多网红或明星的肖像视频上传至该小程序中,作为“AI换脸”模板供用户“换脸”使用,用户能自行创设换脸图片,形成除脸部特征不同外其余内容与模板视频完全一致的“新”视频。原告认为被告未经授权将其摄影作品上传为AI换脸模板为侵权行为。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侵权视频系用户自行上传,被告也未证明其对用户上传的视频尽必要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履行了审慎审核义务,被告从用户的付费会员模式中收益。法院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类似的AI换脸案件中,“上海AI换脸”案((2024)沪0114民初1326号)也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度加”案中,法院如“杭州奥特曼”案中那样,发展出了平台“注意义务”的具体判断标准。“度加”案((2024)湘0105民初3790号、(2024)湘01民终18114号)中,被告开发一款软件,有AI一键成片功能,该软件素材库内有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影视作品素材,用户可用前述功能对这些素材进行剪辑、下载。法院认为,被告将视听作品的组成部分上传至自身服务器,使得公众能够自主获得,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法院认为,如果用户利用服务提供者的人工智能服务产生了侵权行为,判断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权需要考虑其是否存在“过错”,应考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当前的发展阶段、业界普遍共识,以及技术可行性等关键因素,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否已构建适当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体系”。法院参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TC260-003),认为审查的关键因素在于:①是否有投诉举报渠道、②是否设置主要知识产权侵权风险识别、③防范侵权策略是否持续更新与优化。如果AIGC服务提供者已经构建了风险防范体系且体系实际运转的,推定服务提供者履行了适当的注意义务,即使算法产生了侵权内容,也认为服务提供者不存在过错。法院在这个案子中发现被告没有构成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体系,认定被告侵害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综合上述判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平台的责任边界可归纳为至少以下几个层次:

建立投诉举报机制。三个案例均要求平台设置有效的投诉举报渠道。

以服务协议等方式向用户告知,需明确提示用户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对明显侵权风险采取过滤等必要措施,当侵权事实高度明显时,平台有能力且有义务采取关键词屏蔽等技术措施。但注意义务的强度应与平台对内容的控制能力相适应。

收到有效通知后须及时删除、屏蔽侵权内容。

对AI生成内容进行标识。

持续更新和优化防范侵权策略。

3. AI虚拟数字人

“虚拟形象戴拿奥特曼”案((2024)浙0192民初2875号)中,原告经“奥特曼”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独占性享有权利。被告为一家传媒公司,被告直播时其主播使用制作的Q版“戴拿奥特曼”皮套与观众进行互动。法院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呈现与著作权人美术作品相似的虚拟数字人形象,侵害了涉案美术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被诉侵权形象中整体部分保留了涉案戴拿奥特曼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并在保留该独创性表达的基础上搭配使用了主播的头部形象,形成了新的特征,构成对涉案作品的改编,侵犯了涉案作品的改编权。

在涉著作权侵权案件方面,《人工智能意见》第12条规定,“依法规制涉人工智能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依法合理认定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以及科学理论依据等予以佐证……”该规则再次明确了AI应用运营者注意义务的考量因素,并重新划分了举证责任,其作用和效果有待在实践中继续观察。相关企业也需特别关注对应的合规义务。

(二)AI生成内容是否侵害他人权益:个人信息权益、肖像权、声音权益、名誉权

肖像权

AIGC另一频发案件是AI换脸案件。“AI短剧换脸知名演员”案中,原告为知名演员,A公司用AI换脸技术将其肖像拼接至剧中角色面部,B公司在其运营的账号中上线前述短剧。法院认为A公司应对原告的知名度有一定认识,在采用AI合成面部时应主动避免涉案内容;B公司在审查、发布短剧时应注意到涉案争议肖像。法院判定两被告侵犯原告肖像权。“AI恶搞照片”案中原被告同为某摄影交流微信群成员,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使用AI软件将原告用作微信头像的肖像照片生成衣着暴露的动漫风格图片,并发送至该摄影交流微信群内(群发行为),后原告多次制止,被告仍继续使用涉案AI软件将原告的上述微信头像肖像照片AI生成衣着暴露且身体畸形的动漫风格图片并微信私信原告(私信行为)。法院认为,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一般人格权侵害。“AI虚拟形象陪伴”案((2020)京0491民初9526号、(2021)京04民终777号),原告为公众人物,知名度较高,被告为某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者,该软件中用户可创建“AI陪伴者”的虚拟角色,并设置名称、头像、身份关系,并对AI角色进行调教。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允许商业化使用原告姓名、肖像,构成对原告姓名权、肖像权的侵权。“AI合成明星拜年视频”案中法院判定被告通过AI合成的原告拜年视频中使用了原告的姓名、形象和声音未获得授权,法院判定被告侵犯原告姓名权、肖像权及声音权益

前面的案子是被告在使用原告的面部特征。在AI的“加持”下,还发生了一种被告去除原告面部,保留服装造型,换成其他人的面部特征的案件。前文中提及的“南京AI换脸”案((2023)苏0192民初2741号、(2023)苏01民终10264号)与“上海AI换脸”案((2024)沪0114民初1326号),是这类场景下讨论是否侵害著作权的案例,实际上该类型案件还涉及是否侵害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益的判断。

“广州古风视频AI换脸”案中,法院则认为案涉视频的人物的面部特征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结合视频的其余的内容,包括衣着服饰特征、肢体动作等相关要素,可以综合判断出案涉视频中相应模板人物的原型为张某。该身体形象属于可被识别为特定主体的肖像,张某对该身体形象享有肖像权。法院判定被告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即使未使用面部特征,但结合其他可识别要素能够锁定特定自然人的,仍构成肖像权侵害。但是,在案情类似的“北京古风视频AI换脸”案中,法院有着不同判断。

“北京古风视频AI换脸”案((2023)京0491民初3820号)中,原告为网红博主在某平台发布身着古风服饰并搭配特色发型、妆容的视频。被告为一家AI特效换装视频软件的运营主体,用户可以通过该软件使用照片自动识别进行人脸融合替换。案涉软件中的“特效”板块中有若干模板视频,这些模板视频除了人脸特征不同,其他妆容、发型、服饰、动作、灯光及镜头切换均与原告发布的视频呈现一致性特征。法院结合在案证据情况,认定模板视频为被告作为运营主体上传至涉案软件。法院认为在肖像权方面,由于本案视频去除了面部特征且未予以丑化,不属于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但法院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原告视频中的面部特征以数据形式呈现,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定义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信息”,被告的换脸软件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未经过原告同意构成对原告个人信息的侵害。

个人信息权益

“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在现实案例中可作为一种人格权保护的兜底存在(如“北京古风视频AI换脸”案),也可能由此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进而触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杭州AI换脸淫秽视频”案((2023)浙0192民初4563号)中被告使用AI换脸软件,将他人人脸与淫秽视频中的人脸进行替换、合成,原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认为,被告处理人脸信息未经他人同意;被告为购买方提供侵害他人权益的换脸淫秽视频;被告未核查购买方的身份进行核验而购买方极可能将视频用于非法用途,被告违反了对敏感个人信息或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基本安全保障义务。法院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杭州AI换脸验证视频”案((2025)浙01民初2028号)中被告通过AI技术伪造人脸活体验证视频登录他人账号并出售他人信息。原告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认为,被告使用AI换脸技术深度合成伪造活体验证视频,未获得过相关信息主体同意;被告将其自制的含有他人人脸信息的深度合成伪造活体验证视频用于他人互联网平台的验证,强制登录他人的互联网平台账号,并将他人互联网平台账号中的信息(收货地址、收货人信息、购买记录、购物车信息等)截图打包售卖给案外人;被告通过使用低版本的猜问题答案的方式,强制登录他人互联网平台账号,获取用户收货地址、收货人信息、购买记录、购物车信息等以谋取利益。以上行为侵害了他人个人信息权益。

声音权益

除了肖像,AI也可以替换声音。“AI合成殷某声音”案((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中,法院认为,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参照肖像权的规定,以“具有可识别性”作为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AI合成声音是否落入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范围,关键在于“通过该(AI合成后的)声音是否仍能识别出该特定自然人”。法院当庭勘验,该AI声音与原告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殷某桢本人,属于殷某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法院进一步认定被告未获得原告授权,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害。“AI深度伪造名人声音带货”案中,原告在教育、育儿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被告某文化公司运营的网店中使用了原告的公开演讲、授课视频,并配以与原告声音高度近似的AI合成声音,对该店铺中销售的多本家庭教育类图书进行宣传推介。法院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与特定自然人声音具有高度一致性的AI合成声音进行商业宣传,构成对该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侵害;而委托方(被告)对推广方发布的推广内容负有审核义务,未尽到合理审核注意义务的,应当与推广方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河南AI盗声”案中被告通过AI技术复制、合成了原告的声音,合成的音频在音色、语调等方面与原告本人声音高度一致;被告冒用了原告的网名和身份发布内容被告此前曾因未经授权发布原告视频被投诉下架,之后主动联系原告寻求授权但未果;被告在明知其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为吸引流量、促进商品销售,仍持续发布侵权内容。法院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声音权益、姓名权。“虚拟角色梦某AI声音训练”案中,原告周某曾为被告某公司的员工。双方间《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工作期间的知识产权及其他财产权利归公司所有。公司以内部测试急用为由,安排周某配合录制相关素材,双方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原告离职后,发现公司将自己的声音经过训练后,用于虚拟角色“梦某”的配音,涵盖直播、商场展示等场景。法院认为经AI处理后的声音与周某的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足以使一般公众准确识别出周某;即使理某文化公司对周某所录制的声音等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等权利,但知识产权归属约定不包含人格权益,故不当然包括授权被告对周某的声音进行AI化使用的权利。法院认为公司未经周某授权AI化使用其声音的行为,无合法权利来源,侵害了周某的声音权。我们下文还会讨论,“虚拟角色梦某AI声音训练”案实际上还隐含着模型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与自然人进行这种对应。“孟某配音包”案((2024)川7101民初8969号)中法院认为,原告在互联网上的录音作品其发声方式、语调等均存在差异,原告的声音是多变的,通过声音识别原告本人存在难度。且涉案被告软件中的“配音包”,并不能使得一般大众将该声音与原告产生联系。法院进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名誉权

AI模型还可能因“AI幻觉”的存在或者使用者的引导而生成内容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AI模型的概率性推测导致“AI幻觉”的出现,本文此部分在讨论AI使用者对他人的名誉权侵权,后文我们还会讨论AI运营者在“AI幻觉”场景下对使用者的责任)。

“AI扩写造谣”案((2025)粤0192民初23599号)中,原告为某国内上市公司,该公司中某高管因涉嫌职务犯罪被逮捕。被告曹某在某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中输入一篇约1700字的文档,内容涉及该高管挪用公款案细节,并包含部分未经公开报道查证属实的信息。曹某随后向人工智能发出指令,要求将该文档生成一篇不少于1万字的深度长文。经人工智能生成一篇逾1.5万字的文章,文章介绍了某高管个人经历,并称某国际投资公司存在财务数据异常、虚增利润、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涉嫌财务造假等情形。经核对,人工智能引用来源中并无相关内容。曹某将该文章发布于其运营的财经类公众号,标注“原创”。法院认为,用户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示词输入、内容生成和外部传播的实际控制者,是侵权风险的开启者和管理者,不能以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责任。用户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涉他人名誉内容时,应当对内容真实性、客观性及来源可靠性进行必要核验,并根据内容性质作出适当标识;未尽注意义务导致虚假信息侵害企业名誉的,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主播离世”案中,原告为直播机构,旗下主播离世。被告通过AI生成稿件、检索文章并修改文案,通过文案录制视频。视频中声称该主播“一直靠着吃药喝酒硬撑、失眠焦虑”、“每日直播15小时、深夜背台词”、“随身携带抗抑郁药谎称润喉糖”“医生要求休息治病,遭团队催促直播”。原告诉被告侵害名誉权。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者,对相关信息有进行必要核实的义务,被告未注明信息来源,也未对来源真实性、可信度进行核查,且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相关表述客观属实。法院判定被告侵害原告名誉权。

(三)AI生成行为是否侵害他人权益: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知产法的一种兜底,在其他请求权不成立的情况下,很容易进入庭审讨论范围。部分案件在判断AI运营商(平台)责任时,也对规则进行了发展(如“酒店智能体客服”案、“广州AI种草文书”案)。

“软件测评”案中,原被告为同业竞争公司,均主要经营企业管理软件开发业务。原告通过AI生成数万篇测评文章,文章标题和内容均涉及对原告软件的介绍和测评,但文章发布页面前后位置的内容、链接指向被告的软件产品。法院认为,被告通过大量发布带有同行软件关键词的文章,并在其中搭载自有软件以谋取利益进行推广行为,这将导致搜索类似软件的用户被引流至被告的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原告及其他同行的用户流量、交易机会,进而损害其经营利益。法院判定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喜羊羊配音”案((2025)渝0103民初748号)中,原告持有喜羊羊美术作品著作权,被告研发一款软件,软件中有AI配音功能,用户可以使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与喜羊羊高度一致的声音进行生成音频。对于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喜羊羊声音具有高度辨识度、知名度,相关动画片经过多次播出观众对该声音较为熟悉,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订》第6条第4款中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本案中的具体行为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法院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涉L公司AI文章不正当竞争”案((2024)浙0108民初10311号)中原告L公司为国内某知名公司,被告李某为某平台账号持有者,被告发表了一篇题为《L数字控股有限公司是真的吗》的文章,在文章中大量使用L公司的商标和字号,文章结论为“L数字控股公司是L公司旗下的公司”,而事实上L数字控股公司是案外人抢注公司与L公司并无合作或关联关系。原告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混淆行为”、第8条“虚假宣传”、第2条起诉。法院不支持《反法》第6条、第8条,但支持第2条的兜底。法院认为,被告未对AI生成文章进行审核,并未在文章中标示AI生成,被告在文章中手动添加L公司标识增加了误导性,被告行为违背商业道德;被告行为亦对原告商誉造成影响,使得原告需要对错误信息进行澄清,造成原告损失。

“酒店智能体客服”案((2024)沪0115民初95826号)中,原告A公司是一家品牌加盟酒店,原告在被告某网络平台的搜索引擎中搜索原告A品牌加盟,搜索显示被告B公司(另一家品牌加盟酒店)的推广链接,通过链接后可进入被告B公司的AI智能体客服。在AI智能体客服输入“A酒店加盟”,AI智能体回复“我们是XX旗下品牌A酒店”(B酒店隶属XX旗下而A公司不隶属)。原告A公司以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起诉。法院认为,涉案的标识在B公司加盟对话框中出现,在介绍B公司的加盟业务,不能发挥识别商品的作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对于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考虑到本案客服回复的具体场景、用户历史询问情况和上下文内容的关联性以及现阶段AI技术模仿人类语言的局限性等因素,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前述被诉行为存在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或诚实信用原则,或破坏相应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正当性,故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继续说明了对于被告网络平台公司提供AI智能体所生成的内容,由于被告网络公司在智能体中已经展示了B公司和AI标识;原告在AI智能体中存在反复发问误导情形;被告网络公司在AI智能体服务协议中提示了权益保护内容,并设立了用户干预设置功能;原告也未就涉案情况向被告网络公司继续投诉。平台公司在本案中也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杭州AI种草文书”案((2024)浙0192民初3396号、(2025)浙01民终3998号)中原告为一家国内互联网平台的运营商,该平台上用户常分享好物种草、旅行攻略等笔记。被告运营一款AI写作软件,并命名为“XXX种草文案”、 “XXX旅行攻略”(其中XXX为原告互联网平台的名称)。原告以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法院不支持著作权但支持不正当竞争。法院的理由是①原告投入资金维护平台真实可靠的种草内容生态并以此获得流量和用户粘性,原告享有其用户真实体验和经历而形成的种草内容生态所带来的竞争优势。②被告以原告平台命名写作软件的功能名称,吸引流量有“搭便车”行为,且这些名称诱导被告用户使用AI “虚假种草”文案分享在原告平台,会导致冲击原告的平台内容生态。被告行为扰乱市场秩序且有违商业道德。

但是,另一相似案件中有相反结论。“广州AI种草文书”案((2024)粤0192民初9580号)中原告为“杭州AI种草文书”案中原告,是同一家国内互联网平台的运营商。被告运营一款AI写作软件,该软件上有“爆款文案仿写”功能。在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首先认为双方存在竞争关系,进而继续判定被告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或是否违背商业道德。在该案中,法院判断是否违背商业道德的测试为:“1.被告提供的服务是否违背了行业规则或从业规范;2.被告是否有破坏原告竞争优势的主观故意;3.被告行为是否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在三个步骤都做出了否定回答。1.被告行为发生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之前,行业尚无相关(标识)规范。2.原告并未禁止AI内容只要求用户标识;人类发布的内容不一定为真实,AI生成的内容不一定为虚假,原告可以用AI内容分区处理、引导用户标识AI内容进行治理,AI内容不一定会污染平台生态;内容生成结果和上传至原告平台的决定权在用户(而非被告);法院认为尽管原告有竞争优势,但被告无破坏之故意。3.用户可以进行AI声明,原告也可以分区治理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四)AI生成内容是否侵害使用者权益

在使用AI的过程中,由于AI模型的概率推理机制,有时会产生错误或虚构的内容。“AI幻觉”的场景下,AI运营者是否对使用者承担责任?“高校报考信息”案((2025)浙0192民初18143号)中,AI应用程序在对话中为AI使用者提供关于高校报考的不实信息,在使用者告知AI应用程序为不实信息后,AI提出如果生成内容有误将提供10万元赔偿并建议使用者起诉索赔。使用者将AI研发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定义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一种“服务”而非“产品”,不适用侵权责任中的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若适用“无过错责任”将限制AI行业发展。法院进一步阐述对于AI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判断分为三个层次:一、对于法律禁止生成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一旦生成即为违法(法院没有很明确如存在前述违法性是否使得过错要件成立),但对于一般性的不准确信息,法律目前仅要求对过程行为采取有效的注意义务。二、本案中,AI服务提供者的大模型已经通过国家算法模型备案、通过数据算法安全评估,被告也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技术手段上采用了提高准确性的措施。三、AI服务提供者还有“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包括①提示AI生成内容具有局限性,不能确保信息准确,仅作为辅助性参考;②提示本身应醒目、鲜艳;③对涉及人身、财产的专业性问题应对使用者警示提醒。本案服务提供者在程序欢迎页、《用户协议》、其他公示文件、用户终端交互界面尽到了前述提示说明义务。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律师判刑”案((2024)苏0192民初11880号、(2025)苏01民终14271号)中原告李某为一名律师,被告为一家搜索公司。在被告网页上的AI生成和联想内容中涉及原告判刑、离婚等不实内容。法院没有采纳被告“人工智能处于发展初期,生成内容具有偶然性”的抗辩,而是直接判定被告存在过错,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现有案例对AIGC的侵权风险在不同部门法项下都有发展。特别是对平台责任显示出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相关规则和内涵在不断生长和完善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是,平台的合规义务履行,将高度影响民事案件中的“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判定。类似案件对平台而言涉及业务流程的构造以及输出端的合规事项有重要警示意义。

延伸阅读:本系列第一篇《坐看云起时:最高法〈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规则解读与诉讼案件全盘点(一)》已在本站发布,可前往「AI 数据合规」栏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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